我的信仰 - 爱因斯坦

简介 A|t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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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1879年3月14日－1955年4月18日），世界十大杰出物理学家之一，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集大成者和奠基人。作为20世纪犹太裔理论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创立了相对论—— 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之一（另一个是量子力学），并因为“对理论物理的贡献，特别是发现了光电效应”的规律而获得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A|t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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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获诺贝尔物理奖时的演讲： A|t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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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信仰（1921年） Z -py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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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是多么奇特呀！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所知，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只要从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 Z -py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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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别人（包括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简朴的生活，我认为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后所凭借的是以暴力为根据。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Z -py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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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迫，而且还要适应内心的必然。叔本华（Schopenhauer）说，“人能够做他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这句话从我青年时代起，就对我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启示；在自己和别人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得到安慰，并且永远是宽容的源泉。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它还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 Z -py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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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他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科学与艺术工作领域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 Z -py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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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的强烈感觉，同我显然的对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冷漠，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定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足惋惜。这样的人无疑有点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不受诱惑要去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 Z -py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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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自己受到了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于人们有一种愿望，想理解我以自己的微薄绵力通过不断的斗争所获得的少数几个观念，而这种愿望有很多人却未能实现。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该受到强迫，他们必须有可能来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就是这个缘故，我总是强烈地反对今天我们在意大利和俄国所见到的那种制度。象欧洲今天所存在的情况，使得民主形式受到了怀疑，这不能归咎于民主原则本身，而是由于政府的不稳定和选举中与个人无关的特征。我相信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选出一个任期足够长的总统，他有充分的权力来真正履行他的职责。另一方面在德国的政治制度中，我所重视的是，它为救济患病或贫困的人作出了比较广泛的规定。在人类生活的壮丽行列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是迟钝的。 Z -py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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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群众生活中最坏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使我所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轻视。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单单一根脊髓就可以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国家的这种罪恶渊薮应当尽快加以消灭。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刮，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憎的勾当。尽管如此，我对人类的评价还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没有被那些通过学校和报纸而起作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加以有计划的破坏，那么战争这个妖魔早就该绝迹了。 Z -py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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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神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迷糊不清的。就是这种神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怖——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所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宗教感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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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的历史具有两重性：政治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广大群众的历史，而精神的历史大体上是少数个人的历史。 m9t$h  
        前一种历史的发展显而易见，因此几乎吸引了历史学家的全部注意力。地球上的各族人民，各个国家的不同阶层，他们的创造能力、技巧、精力和雄心不是完全相同的。就常常被称为帝国主义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野心是他们的实力和生命力作用的结果。在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优势而又不受道德和宗教动机约束的时候，必须变得富于侵略性。一方面是强大的、为数众多的、饥饿的人民，一方面是弱小的、为数很少的人民，于是，在二者之间出现了潜在的差别，这种势差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导致突然的崩溃——战争或者革命。政治或经济的历史主要是依据物质力量来说明的。（至少在理论上，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由于原因太复杂而不能进行严格的分析，能够像记录地震或火山爆发那样记录大多数的历史性崩溃，我们就应该满足了，因为我们只能一般地了解事件的原因，理解不深。）当然，物质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如道德和宗教的因素），也必须考虑，但物质的原因是基本的。领导者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产生深刻的影响，改变事件的进程，因为他们的作用常常是他们追随者的作用的结果。他们可以利用现有热情和已经产生的势差，他们只能在这个范围之内进行领导。他们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利用这种潜在的差别，可以延缓这种势能的释放，或者激发它，改变它的性质，但不能创造它。 m9t$h  
        第二种历史的发展很不引人注意；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历史几乎是秘密的。这是人类最特有的活动的历史发展，人类最美好的东西的历史发展。我这里指的是艺术、科学、正义感、道德和宗教思想的发展，也就是人类精神财富的创造和进化。这些财富是许多个人创造的；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孤立的个人创造的。凯撒和拿破仑如没有千百万人的合作则不能实现他们的使命；斯宾诺莎、牛顿、巴斯德却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完成了他们的事业。他们都在孤立状态中茁壮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并不依赖周围环境而精心完成了自己的神圣使命（这正是人类使命的完满实现）。外部环境至少不是产生这种创造的真正原因，而似乎是纯粹偶然的因素。社会环境能够把苏格拉底毒死，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把拉瓦锡送上断头台；但却不能决定他们的诞生，不能规定他们的使命。 m9t$h  
        向年轻的学生说明人类历史的第二个但是更为基本的方面，说明人类进步的历程，是一件非常使人高兴的事。因为青年们对人类历史一般有所了解但又所知甚少，他们的知识被许多不相关的、不重要的事实弄得模糊不清。他们看到了皇帝登基加冕、人民全副武装，听到了军事冲突或群众性骚乱的枪声，听到了政治家和起义领袖的热烈演说。但是他们又怎能知道穷困的哲学家在家徒四壁的斗室中写作，艺术家在灵感的重负下受尽折磨，科学家默默无闻地顽强探索他自己提出的问题呢？要想看清这些事情，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想象力。他们可能对于历史背景有很好的了解。把这些不引人注意的但又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推到历史背景的前面，是科学史家至高无上的权利。 m9t$h  
        现在，谁还要去了解希腊、罗马或者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企业家或财政家？他们的名字早被遗忘是因为他们赞助了学者、艺术家和科学家的不谋私利的活动。虽然人类非常尊重那些为人类物质生活需要服务而且卓有成效的人们，一旦他们死去，或者人们的观念不再受这些需要支配的时候，这类人就被抛至后台，而他们的臣仆——艺术家与科学家——则进入舞台的中心。人类的严肃裁决更加坚定了我的推断，这就是：从永恒的观点来说，丰富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少数人是人类的真正代表。我们相信正是他们而不是别的人实现了人类的历史使命，难道不对吗？ m9t$h  
        这帮助我们最终去解决另一个难题：怎样能使长期处于不信任和冲突状态及战争中的人类和谐一致呢？一切都太明显了？十分简单，人类的统一是隐蔽的，但是根深蒂固；分裂现象虽然广泛存在，但却是浮在表面的。这种统一首先被所有国家中的少数人所感知并表达出来，他们不谋个人的、地方的、国家的、民族的或者任何一个宗派的私利，而是为着最广大的人类，他们就是人类赖以实现自己目标的少数人。他们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是与绝大多数人感觉和表现出来的分裂与对立不相容的。这些人嫉妒自己的同胞；轻视、不信任甚至憎恨别人是他们的一种生活动机和活动动力。这些奇怪的感情被他们可能具有的一点点历史知识加强了。历史的研究及教学大都是涉及人类进化的最显见和最热闹的部分，其实这部分最不重要。尽管许多现象是相反的、人类的根本目的不是为生存、为霸权而斗争，不是为尘世的利益尔虞我诈，而是在创造和传播精神财富的过程中宽宏大量、富有成果地你追我赶。这种创造在很大程度上是秘密进行的；它不是群众完成的，也不是众目所瞩的达官显贵完成的，而常常是由穷困的不知名的人物完成的。他们没有政治势力的推崇，没有社会和宗教的赞誉，他们分散在整个文明世界各地的矮小陋室、条件恶劣的实验室或者其它偏僻的角落，默默无闻地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风随着意思吹”，其所以是秘密的，是因为尽管发生了牵制人民全部注意力的灾难、战争和革命，他们的工作继续进行。战争、革命与地震、火山爆发、洪水、瘟疫这一类天灾没有根本区别，它们几乎都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是不可控制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灾难是最最重要的事件，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的和平生活受到可怕的影响。伽利略和牛顿的发现没有提高食物及居住的费用，人们在感知它们时至少不觉得十分突然。反之，对于我们来说，这些迟早要改变人们观点的发现，即对世界及他本人都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才是世界历史重要的基本事件。一切灾难，无论是由不可驾驭的自然力量还是由不能制止的人类愚蠢行为造成的，都不过是偶然事件。这些灾难是很可怕的，它们干扰了人们的基本活动，然而没有也不能支配人们的基本活动。 m9t$h  
        人类的基本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秘密的。看得见的历史不过是地方的景象，只有看不见的历史的永不止息、永远变动的背景才是真正普遍的和进步的。在我们看来，不同的民族、国家甚至个人，不是以他们得到的权势和财富来评判的，不是以他们生产的可消灭的物质利益多少来估计的，而只能以他们对整个人类的不朽贡献去衡量。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193/zh/ )# p.`J  

http://www.guokr.com/scientific/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Schr%C3%B6dinger%27s_cat <EN[s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Schr%C3%B6dinger%27s_cat

http://www.ksstjxx.com/kexue-2/zutiweb/zu41/050.htm

从逗比到文艺，科学本应如此平易近人。迈克尔逊的实验设计不仅在一百多年前帮助爱因斯坦创建了狭义相对论，一百多年后的现在，一涉及到到高精度测量时，实验科学家总是把这种基于光学干涉的精妙构思放在前几个选项，引力波的成功探测从一个角度印证了广义相对论，又一次印证了理性的伟大，即便是一百多年前的理论。宇宙的终极奥义竟然能被我们所洞穿和理解，这委实让人感到神奇和激动，正是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之心，让我们义无反顾，无怪乎有“朝悟道，夕死可矣”的殉道宣言。

多元的人性论是罗素历史观的核心部分。他认为，研究历史就是研究人性，即人性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表现，而历史作为一门学科，乃是人性动力学或人性发展史。罗素把人类的天性最后分解为三个不可简约的组成部分：占有欲（物质财富）权力欲（统治权力）和创造欲（智力活动）。在其多元论的历史观中，罗素特别强调权力欲的作用。在《权力：一个新的社会分析》中，他认为，“正统经济学家假设经济的利己主义可以当作是社会学的基本动机......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人类不但纯是受着物质享受的欲望的驱使的，往往“他们所要追求的是权利，并不是财富”，这时“他们的基本动机不是经济的”。因此罗素自称：“我所关心的是要证明，社会科学上的基本概念是权利”，而“权力也想能力一样，有许多形式”，它们“没有一样可视为附属于其它东西，没有一种形式是导源于其他形式的”。这就是说。权力欲和占有欲一样是根本性的，我们不能用其中的一个来解释另一个。所以，历史不能看成只是物质财富运动的一个函数。

权力欲近似于虚荣，但有所不同。满足虚荣心的是荣誉。拥有荣誉却不拥有权力较之拥有权力而不拥有荣誉是件容易的事。拥有权力的人可以管制仅有荣誉的人，而仅有荣誉的人却不能管制有权力的人。所以对于有野心的人，权力欲更为强烈。在权力欲的驱使下，人更热衷于施加痛苦而不是使人快乐。拥有权力的人在对别人说“不“的过程中比同意会得到更大的满足。正因如此，权力欲成为一种危险的动机。